玻璃粘在一起要怎么分开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情本哲学，其过渡的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的。

《检论·清儒》开头部分进行了改写，行文更加简洁。注释： 1 张昭军：《论章太炎的经史观》，《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35年在给李源澄的信中直接提到经与史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14】 二、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着道，事非即道。因此，《春秋》只在著史的意义上是制作，政教意义上的创制者为古代圣王，或者说是先民，而非作《春秋》者。首先，在古史皆经这个表述中，章太炎已经悄悄改变了经在今文学那里的含义，经并不是圣人为后世立法的微言大义，而是古史的记载方式有案可查，所记载的内容可以取信，换句话说，此处的经的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信史。章太炎所思考的中国现代道路则是一种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反启蒙主义的启蒙的道路，将自身的历史传统论证为一种理性的可信的历史，并论述这种历史发生具有不断展开的创造性，而所动用的则是传统的经史同源与经史互释的思想方法。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表述在理论的意义上，是针对理、事和道、器的分离。因此，在经确立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都属于经学的时代。（《文史通义·经解上》）其次，由于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型。

廖平的经史分说，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否定，认为夷经为史是一种否认经学地位的行为。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不得已，而非质本尔也。《检论·清儒》开头部分进行了改写，行文更加简洁。注释： 1 张昭军：《论章太炎的经史观》，《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35年在给李源澄的信中直接提到经与史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14】 二、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着道，事非即道。

因此，《春秋》只在著史的意义上是制作，政教意义上的创制者为古代圣王，或者说是先民，而非作《春秋》者。首先，在古史皆经这个表述中，章太炎已经悄悄改变了经在今文学那里的含义，经并不是圣人为后世立法的微言大义，而是古史的记载方式有案可查，所记载的内容可以取信，换句话说，此处的经的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信史。章太炎所思考的中国现代道路则是一种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反启蒙主义的启蒙的道路，将自身的历史传统论证为一种理性的可信的历史，并论述这种历史发生具有不断展开的创造性，而所动用的则是传统的经史同源与经史互释的思想方法。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表述在理论的意义上，是针对理、事和道、器的分离。

因此，在经确立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都属于经学的时代。章学诚、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有所不同，章太炎通过激烈批评章学诚，防止时人利用章学诚的学说，否认诸子学以及后世史学的价值，就理论本身来说无疑是补上了章学诚未曾意识到的漏洞。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江湄通过细致辨析章太炎对五经的论述，详细展开了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本旨、意涵及变化的梳理和阐发，呈现了章太炎经史思想的前后变化，尤其指出了章太炎1930年代检讨六经皆史的表述微有语病。

且言左氏与迁、固皆史传，而《春秋》为经，经与史异。作者：陕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5期 进入专题： 章太炎 六经皆史 经史互释 。

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的危机，经学的史学化并不是经学瓦解的罪魁祸首，而是经学的危机表现成了史学的危机，亦即文化自信的危机。针对这种批评，有必要重识漫长的经学史内部的经史同源、经史互释传统，辨明章学诚与章太炎提出六经皆史的不同历史语境，以及章太炎所论史的内涵。

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朱维铮描述了清代经学持续已久的汉宋分裂的状况。六经皆史并非否认了经的价值部分而只撷取了其中的事实部分【3】，而是重建与经史相关的价值问题。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18 章太炎：《论读史之利益》，《国学讲演录》，中华书局，2013年，第96页。这里简要从两个方面概述章太炎所欲建立的史学的方法论特征。

首先，《春秋》是对荒昧古史的整理，后人对古史的了解首先来自《春秋》的记载。因此，写作如何才能有效，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与写作者的身份关系不大。

【12】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六经是先王政典，圣人制作的意义在于把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作为目的，在制度上垂示后世，而不是像后来的文士那样把著述本身当做目的，有意著述以传后世。【6】在《古学考》中，他说，过去认为史书是古学的说法是错误的，史书不属于今古文经学。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8姜义华虽然忽略了早期章太炎将六经归于上古神话的说法，侧重分析之后章太炎的一系列国学研究中体现的精神，但他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章太炎的努力，正是要使整个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以更为有效、更为切实地摧毁封建经学的殿堂。

章太炎认为《春秋》与《左传》的经传区分，在今文经学那里则是因为今文学将孔子视作素王，孔子改革旧制，用虚构事实来为立法四是，经史形式相反，实质相同，史的发展受经决定。在一个以民众崛起、现代科学为标志的现代转型期，论证史学的可信性几乎是唯一的重塑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途径。夫中国之娄绝复续者，亦国史持之耳。

章太炎认为经的本义是用丝绳编贯竹简成书的动态过程，刘师培认为经是对治丝的借喻，用来比喻文字的连缀成篇。此时章太炎受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影响，将六经看作上古神话。

8 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章太炎对六经皆史的另一个现实关切在于，如果以六经为载体的文教是孔子所创，就等于承认孔子以前朴陋无文教，这对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无疑是一种切割。

释经为常、径都是后人的引伸。《易》是包犠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二是对历史发生的描述。钱钟书认为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於此。面对晚清势同冰炭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钱穆考察两汉经学，认为今古文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论争激烈，各持门户，两汉时期并没有晚清意义上的今古文之别。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其次，《春秋》开创了著史传统，作为史著的开端的意义，是以且仅以著史本身垂范后世，而非为万世立法。具有悠久历史的经史同源、经史互释现象，经由清代中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至晚清章太炎等重提六经皆史，常被看作人为地在命名、概念的层面瓦解经学，给危机中的传统以致命一击。

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於《左传》。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

16章太炎在六经皆史之下加了一句古史皆经，虽然之后他并没有对这个表述作专门的论述，但可以从他对历史，尤其是古史的论述中找到答案。章太炎主要通过《春秋》论述经、史，就旨趣来说并无二致。